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偉大斗爭歷程中,對軍隊領導權問題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創造性探索和實踐,親手締造了新型人民軍隊,形成并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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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確保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落到實處,我們黨在各個歷史時期進行了有益探索,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備的制度體系,主要包括:堅持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于黨中央、中央軍委,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;軍隊內部實行黨委制、政治委員制、政治機關制;實行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;實行支部建在連上等。這既是一種制度安排,更是一種政治設計。習主席指出:“對這個問題不理解或理解不正確,說明政治上還沒有完全合格、完全夠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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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制度體系中,軍委主席負責制解決的是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問題,處于最高層次,居于統領地位,具有定海神針的地位和作用。這一制度,在中國革命戰爭時期事實上形成,在新中國成立后黨執政條件下逐步發展,進入新時代得到新的鞏固和加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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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革命戰爭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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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1年11月組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(簡稱中革軍委),是紅軍最高領導機關和指揮機關,它雖然隸屬于政權系統,但在政治上受中共中央的領導。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,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。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,組成以毛澤東同志為主席的中革軍委,由此形成相對穩定的最高軍事領導機構,這對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和紅軍建設發展,起到了重要而深遠的歷史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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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抗戰爆發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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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加強黨對軍事工作的領導,1937年8月下旬召開的洛川會議,決定新組成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(簡稱中共中央軍委),毛澤東同志任主席。此后,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,在事實上確立了黨的領袖與軍委主席合一的最高軍事領導制度,使全黨全軍在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,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,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和組織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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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解放戰爭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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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式形成了將最高軍事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于中共中央、中央軍委和軍委主席的軍事領導制度。毛澤東同志作為中央軍委主席,不僅進行戰略決策還直接指揮重大戰役,電臺“嘀嗒、嘀嗒”的聲音就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聲音,就是最高統帥的命令。期間,中共中央規定建立的請示報告制度,是強化黨中央、中央軍委最高軍事領導權和指揮權的一項重要措施,是加強軍委主席權威的重要制度。通過一系列重大舉措,達到了統一意志、統一行動、統一紀律、統一指揮的目的,大大提高了部隊戰斗力,加速了解放戰爭全面勝利的到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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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國成立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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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順應時代條件和歷史方位的變化,從國家軍事制度層面確立并發展了軍委主席負責制。1954年9月,國家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職位,中共中央重新成立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。根據憲法規定,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。毛澤東同志身兼中共中央主席、國家主席、中共中央軍委主席,形成了事實上的三位一體最高軍事領導體制。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后,軍委主席負責制首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加以規定。1982年通過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明確,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,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。國家中央軍委與黨的中央軍委,實際上是“一個機構,兩塊牌子”,使黨對軍隊的領導和國家對軍隊的領導融為一體,完善了黨和國家的軍事領導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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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的十八大以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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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,極大豐富和發展了軍委主席負責制的理論和實踐,改變了一度存在的虛化和弱化軍委主席負責制的不正常現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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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立規則,推動軍委主席負責制機制化運行。黨的十八大后召開的第一次軍委常務會議審議修訂了軍委工作規則,明確將主席負責制寫入工作規則,并建立了請示報告、督促檢查、信息服務三項工作機制,推動軍委主席負責制各項要求機制化運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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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抓改革,建立更加有利于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的全新體制架構。確立“軍委管總、戰區主戰、軍種主建”的總原則,重塑我軍領導指揮體制,軍委機關由過去的總部體制,改為多部門制,強化軍委的集中統一領導;建立軍委——戰區——部隊的作戰指揮體系和軍委——軍種——部隊的領導管理體系,優化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。這些重要舉措,對于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、確保軍委高效領導和指揮部隊,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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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軍某部官兵“寫”下“絕對忠誠、絕對純潔、絕對可靠”的錚錚誓言。蔡盛秋/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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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顧歷史可以看出,每到重大關頭、越是在危急時刻,軍委主席負責制就越重要,越發揮著根本性、決定性作用。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,是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制度和根本實現形式,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軍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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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深入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,關乎軍隊建設根本方向,關乎新時代強國強軍事業發展,關乎黨和國家長治久安,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。必須把全面深入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,作為最高政治要求來遵循,最高政治紀律來嚴守,始終對黨忠心耿耿,對習主席負責,讓習主席放心.